何劲指出，伴随国家乡村振兴、“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连接川藏地区快速通道的建设成为迫切的战略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快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打通川藏战略大通道建设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建设川藏交通大通道的战略地位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明确建设川藏高速公路在实施乡村振兴、“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加快项目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赵志军以跨境道路为主要依据，讨论了跨境道路是如何成为向外汲取资源的通道，也是外源性变革发生的重要机制。关注近现代以来茶马古道东西两端通行状况的变化，考察西康知识分子东出内地后围绕藏事报刊进行的汉语文学创作，以及西藏僧人更敦群培在南亚开展的藏语学术著述，可以阐明藏地文学获取现代性的早期实践，对于更新藏地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认知、揭示藏地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关联，以及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汇聚的历史现场，有重要意义。沟通内外的道路，是向外界流动或自外汲取资源的通道，籍之进行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则是地方外源性变革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近现代以来，茶马古道东西两端开放，藏地僧俗知识分子随之进行空间流动，开启了藏地现代转型的进程，文化与文学的变革，仅是这一历史转折中关联极广的一个方面。以茶马古道为烛，可以清晰地“照亮”藏地之外产生的藏事报刊与藏语著述，打捞起来自历史现场的珍贵史料，其揭示的藏地早期的现代文学实践，可以更新当前的藏地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认知。贯穿其中的藏地僧俗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更是考察现代以来藏地人民如何汇入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资料，是再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与形成过程的实证。一言蔽之，正是川藏茶马古道的勾连使藏地与现代中国命运与共，它推动了藏地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进而催生了藏地文学的现代新变。

代维

内江师范学院

　　代维指出，赵尔丰以屯垦、通商、开矿、练兵、设官、兴学为“经边六事”在康区全面实施新政，现代文明风尚、近代学校教育体系和国家政治制度等开始植入康区，康区民众的国家认同观念日益增强。伴随着汉人群体涌入康区，汉藏民众之间的互动日渐频繁，深化了康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赵尔丰在川边地区推行新政，将国家意志深入康区内部。由于赵尔丰在康区任职时间短，落实相关政策操之过急，或过于强调以儒家伦理改造藏族社会，而为后人所诟病，但新政举措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不容忽视。陈寅恪曾指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一些观点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需要回到历史的场域中才能有所理解。赵氏在川边推行新政，力图实现川康一体，实际上是应对民族危急、边疆危机的必然选择。在同时期的西藏，张荫棠采取了类似举措，与赵尔丰在康区新政遥相呼应，构成了晚清边疆地区文化同构、民族交融的高潮。

　　刚尖措和邹立波的论文以大宝法王得银协巴进京、返藏的路线考证为基础，旨在探究道路背后人的历史活动，揭示明代初期大宝法王赴京朝觐的往返途中如何与沿途各政教势力交往联系，并在此过程中，既扩大噶举派在青藏高原东缘的教派势力，亦推动了青藏高原不同区域的政教互动关系，又无形中将明朝治藏的政治影响力引入道路沿线的区域社会中。从藏文史料出发，关注藏族高僧大德朝觐途中的政教关系网络，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历史上藏族融入中国大一统政治架构的历史进程。

　　史淑娅指出，汉藏过渡地带之人取名往往同时受汉藏两种文化影响，地处汉藏过渡地带的岚安取名风俗即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显例。岚安本为康区贵琼人聚居之地，随着明清汉藏交往日深，该地出现“汉姓藏名”或“汉藏名并用”的现象，这点充分体现在当时的家谱之中。岚安人取名方式的变迁，反映的是岚安的开发历程，同时也是汉、藏、贵琼语言文字杂糅与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体现，是汉藏过渡地带上历史文化演进一个缩影。她以岚安以例，讨论了岚安成为藏商往来长河西与雅州的重要通道的历程，藏文化开始对该地产生影响；而自清代开始，又有部分汉人进入岚安，他们最初仅在该地打猎，随后便开始了对岚安的开发，最终定居下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汉、藏人群定居岚安，汉藏文化对该地也逐渐产生影响，岚安家谱上“汉姓藏名”与“汉藏人名并存”的现象即于此背景下产生。部分汉人进入岚安后，巧妙地采用取“汉姓藏名”的方式，在保留汉姓的同时也使自己能尽快融入当地；另有的汉人则在与当地藏人或贵琼人通婚后让后代取“汉姓藏名”或“汉藏名并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是当地文化的呈现机体，姓名的择取则颇能反映彼处时空下的文化状况。家谱所载清代岚安人藏汉名混用的背后，更是汉藏过渡地带藏、汉、贵琼语并存与藏、汉、贵琼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

　　益西拉姆指出，藏彝走廊巴塘地区是我国多民族迁徙互动的地方，清代四川、陕西等地汉族迁徙到巴塘地区，中原地区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往交融，形成汉藏文化交融的民间信仰、传统节日，人们在民间习俗中不仅延续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同时构筑了各民族荣辱与共、和谐团结的社会环境。论文以藏彝走廊巴塘地区民间信仰及风俗为研究内容，梳理巴塘地区汉地民间信仰的传播历程及特点，分析阐释汉藏文化的交流方式，以及对该区域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而阐释民族走廊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延续中华传统文化对新时代各民族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促进和谐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衡清

云南师范大学

　　衡清指出，明朝末年和硕特部南下征战康区，逐渐取得了该地区实际的控制与管理。清初清廷征战四川并取得全境稳定后，仍然沿用土司制度以间接治理边地。打箭炉地区原为内土司明正土司辖地却受和硕特部营官管理，清廷同该部大致以大渡河为界而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区域稳定。清初清廷无力经营边地康区土司，经西炉之役后初步实现了大渡河外直至雅砻江以东地区的国家治理。这反映了清初以来的边疆形势变化，为广大藏地的稳定治理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纵观和硕特部崛起过程，其南下首要及现实原因是生存压力，后来发展为维护格鲁派信仰。直到进入前后藏取得既有利益，和硕特部就藏地管辖区域进行实际管理，而后进一步南下及统一藏地的过程反映了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藏地自吐蕃时期以来，数百年后由和硕特部固始汗实现统一，并且在其治理下实现了极大的发展。其基本的治理方式是由和硕特部于各地派遣营官驻守并征收赋税，大力扶持发展黄教，政治和宗教的结合使得康区统一于该部管理下。和硕特部在清廷平定四川招抚土司前已经驻扎于打箭炉并影响大渡河沿线，而清廷于化林坪设置营汛并默认同该部保持以大渡河为界。和硕特部南下及取得藏地的统一治理，并同清廷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稳定，而随着清朝的边疆治理与开发，藏地由东向西逐步纳入王朝国家的直接治理体系并且划定了明确的管理边界等。

　　白玛英珍指出，本论文由100年前康定木雅锅庄的兴衰，其家族后代的艰难成长，茶马古道重镇——康定的商贸风尚，商品特色和市场状况，木雅锅庄著名格西多吉觉巴的风生水起，木雅锅庄之女仁青拉姆与英国皇家顾问路易斯·金的奇缘成婚为起始，研究中国藏族文化先驱之一的著名著作。木雅锅庄之女仁青拉姆在当时的欧洲社会曾亲历对藏族文化的种种邪见，她义愤而怒起，用自己的笔墨武器驳斥了西方学者的歪理邪说。在历经各种艰难之后，她完成著作《我们藏族人》，此著作一经出版就在西方引起轰动，争先阅读的热情读者和至今一本难求的发行盛况，在西方读者中留有深远、广泛影响。本论文对此著作进行跨越式、因果论述式研究，顺议百年沧桑中木雅锅庄后裔漂浮变迁的追踪结果。

　　亚玛翁姆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藏族赛马文化作为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传承优良传统的同时顺应时代发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迫在眉睫。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田野调查法对甘孜县赛马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进行探究，主要探讨了甘孜赛马文化的历史、传承现状和传承意义，并针对创新性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